从穷乡孤儿到复旦博导———我的苦读人生

大笨钟 · 发表于 2006-6-17 09:47:28

<table cellspacing="1" cellpadding="0" width="92%" align="center"><tbody><tr><td valign="top"><div align="center">一个人，可以什么都没有，但不可以没有知识；可以什么都喜欢，而首先要喜欢的应当是读书。</div></td></tr><tr><td valign="middle" align="left"><div align="center"></div></td></tr><tr><td valign="middle" align="left"><hr/></td></tr><tr><td align="center"></td></tr><tr><td align="center"> </td></tr><tr><td class="p14" align="center"><div align="left"><p><table cellspacing="20" cellpadding="0" align="center"><tbody><tr align="center"><td><img src="http://pic.66wz.com/0/00/07/06/70692_993058.jpg" border="0" alt=""/>
</td></tr></tbody></table>　　吴松弟</p><p>　　我出生在浙江地势最高的山乡泰顺县罗阳镇。罗阳虽然是县城，但改革开放前其实只是一个人民公社，居民绝大多数是农民，生活比较贫困。我出生时，父母年事已高，在我幼小时便相继亡故。当帮助照料病中母亲的邻居深夜将我叫醒，告诉我母亲已经离我而去时，我还睡在母亲的脚后头。当时我才8岁，不知哭泣，只是发呆。自此以后，我成为农村的五保户，从小学二年级开始便成了住校生。那时生产队很穷，仍给我提供了差不多10年的每年360斤的稻谷。除此之外，出租自家房屋获得的每月2元的租钱成为我多年生活费的另一主要来源。由于小学时经常吃不饱，我长得又小又瘦。</p><p>　　孤儿在书中成长</p><p>　　8岁的年龄正是最需要父母疼爱的时候。每当周末同学纷纷离开学校以后，我面对空空的宿舍，沉浸在深深的孤寂和凄凉之中。幸好小学附近是县图书馆，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个图书馆很小，书也不多，但摊放在报架上的一份份报纸杂志，却深深地吸引着我。每当课后周末，我都到县图书馆看报读书。直到1974年参军离开泰顺，我都是县图书馆为数不多的常客之一。</p><p>　　每当寒暑假，我都要到在温州市居住的我唯一的亲人、年龄比我大许多的姐姐那里度假。位于五马街的新华书店，又成了我假期读书的好去处。后来，姐夫调到瑞安县新华书店工作，我假期读书从书店的门市部，一直读到书店的仓库。</p><p>　　“文革”开始以后，学校停课，在那个人妖颠倒的日子，读书成了我劳作之余的全部乐趣所在。无论白天多累，晚饭后我总是习惯到县图书馆看书读报。我又到供销社的废品收购站找书看，每找到一本，便视如至宝，购回阅读。冬日里，邻居小伙看中我一人之家，是最好的玩牌赌钱的地方，叫门再三，我装聋作哑，拒之门外，继续读自己的书。</p><p>　　我对地理一向有着浓厚的兴趣。当时，我国开始与较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每当与一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报纸都要刊登有关这个国家的资料。我将这些报纸上抄来的资料和废品收购站找来的地理书上的资料，揉为一体，编写各国地理，举凡自然、经济以及政治情况，都有简要的说明。此外，又将中国各省的市县镇名称，以及报刊出现的大工厂的名字，分类抄写，汇编成文。又逐句背诵《宋词三百首》，模仿格律，试着写词。此外，介绍各国历史的著作、政治经济和哲学的教科书，以及中医中药的书，只要找到，无不浏览阅读。虽然我兴趣广泛，但当时无书可读，只好找到什么看什么。</p><p>　　1974年我应征入伍，来到大兴安岭当铁道兵。第一年在施工连队，繁忙艰苦的劳动和训练，又加缺少图书，我只能在有限的时间中读读报纸。第二年幸运地调到师机关，工作之余的读书时间多了。通过朋友的帮助，读了《第三帝国兴亡史》、《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文学名著，以及有关文学创作的书。</p><p>　　一本本图书，一张张报纸，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展示给我。一个个正面人物，成了我的朋友。我体会着书中蕴含的人生哲理、道德理念，领悟了人生的前进方向，书也成了我的导师。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的各门成绩都在年级名列前茅，并始终担任年级学习委员。加上学校老师、村中干部和善邻的关心，尽管生活是那么的艰难，道路是那么的坎坷，我总是充满自信地成长，并没有因自己是孤儿而自卑或自暴自弃，没有因经历曲折而迷失方向，也没有形成孤僻的性格。</p><p>　　命运在书中改变</p><p>　　读书伴随我成长，读书改变了我的命运。我之所以能够从基层连队调到师机关，除了工作认真之外，主要靠我好读能写，给领导留下的好印象。1978年全师集中六七百名军人考生集训，参加全国统考，考上本科仅2人，我是其中之一。我只有初二学历，如果没有多年的读书积累，那2人中肯定没有我。</p><p>　　我本科就读的东北师大是我国著名的师范大学，历史系更是拥有一批全国著名的教授以及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新秀，他们学识渊博，诲人不倦。当时，东北师大像我们这种因“文革”辍学的人极多，大家饱尝过失学的痛苦，无不刻苦读书。</p><p>　　1982年，我从东北师大毕业，报考杭州大学的历史地理专业，准备成为陈桥驿先生的研究生。然而，因外语不及格考研失败，被总政治部分到西安的第二炮兵技术学院政治教研室任教。在陈桥驿先生的多次写信鼓励下，第二年我再次报考历史地理专业，当年全国只有复旦大学的邹逸麟先生招此专业，二十多人报名。我有幸被录取，开始进入这所过去想都不敢想的江南名校。</p><p>　　入学不久，便考虑研究方向。我想，人生在世，首先要吃饭穿衣，经济是第一要务，那就研究经济。我对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以来的南方经济特别感兴趣，于是决定先从宋代开始。全国地域太大，要选一个区域，江南研究者太多，东南沿海丘陵研究者较少，于是选定宋代东南沿海丘陵的经济开发作为研究题目。谁料这个选择，竟是此后多年研究宋代历史的开端。我在东北师大读书刻苦，成绩不错，但到了读研究生时才知道原先学的仍极为浅显，因此到复旦以后加倍努力。当时历史地理所只有五六个研究生，借书不受限制，我每每提着旅行包去借书，看了不少的书。又喜欢到学校的文科报刊阅览室翻阅杂志，从第一架上的第一本开始，到最后一架上的最后一本结束，无论什么，拿起放下，看到感兴趣的便坐下来仔细阅读。这种没有目的、不分专业的阅读，对于开阔视野、学科综合，其实还是有很多好处的。当硕士论文《宋代东南沿海丘陵地区的经济开发》答辩时，谭其骧先生不问我宋代的问题而问我明代的问题，我从容回答，有根有据，得到老先生的青睐，将论文评为当时非常难得的“优秀”。我此后研究出唐入宋，从古到近，视野和思路尚觉宽广，或许也是得益于这种读书习惯。</p><p>　　至今为止，读书仍是我的第一兴趣，快乐之所在。如果一天不读书，不写几个字，便感到难受。积累至今，攒下满满一书房的书。我也从读书人，变成写书人，先后写过十余本历史学、历史地理学的著作。或许受我影响，我的一对双胞胎儿女从小也喜欢读书。我送他们的礼物，最多的就是书。每当我跑书店时，也带他们一起去，他们找他们喜欢的书，我找我需要的书。天长日久，他们的书也越来越多，学习的兴趣更与日俱增。由于这样的原因，他们从小都有很好的学习自觉性，很好的学习成绩，最后都考上不错的大学。儿子尤其好学，文科理科，天上地下，历史地理，几乎没有不要看的书，门门成绩都名列前茅，高中尚未毕业便被美国长春藤盟校、著名的DartmouthCollege录取，并获全额奖学金。</p><p>　　我通过个人的经历，深刻地体会到“知识改变命运”。一个人，可以什么都没有，但不可以没有知识；可以什么都喜欢，而首先要喜欢的应当是读书。财富需要，知识更需要。知识改变命运，知识自然也会给人带来财富。古代农业社会，有头脑的人靠“耕读持家”，即一边耕种，一边读书，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两不缺。今天的社会，是知识经济的时代，也是知识爆炸的时代，对知识的追求更是生活的第一需要。</p><p>　　博士小档案</p><p>　　吴松弟浙江泰顺罗阳人。幼年父母双亡，蒙生产队五保多年。1974年应征在黑龙江大兴安岭当铁道兵，1978年考入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1982年本科毕业后在西安第二炮兵技术学院任教官。1983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读研究生，后留所任教，并于1992年完成在职学习获取复旦大学博士学位。1995年被复旦大学评为优秀青年教师、跨世纪人才，2000年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导，主要研究中国经济史、中国人口史和历史经济地理。（温州日报 2006年6月16日）</p></div></td></tr></tbody></t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