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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玩笑》成名后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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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12 23:17:15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玩笑》:从轰动一时到列为禁书
< align=left>  从1962年起,昆德拉着手创作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玩笑》。发生在捷克小镇上的一件不起眼的事情激发了他的灵感:一个姑娘因为从公墓里偷花,把花作为礼物献给情人而被地方警察局逮捕。于是,一个人物形象在他眼前出现了。这个形象就是露茜娅。对她而言,性欲和爱情是截然不同甚至互不相容的两码事。接着,她的故事又与另一个人物的故事融合在一起。这个人物就是卢德维克。他把自己一生中积聚起来的仇恨都集中在一次性行为中发泄。《玩笑》的基调就这样确定:一首关于灵与肉分裂的伤感的二重奏。 </P>
< align=left>  《玩笑》写得从从容容,前后花了三年多时间。昆德拉分外重视这部小说。这是他作为小说家的第一次郑重的亮相。 </P>
< align=left>  从思想内容上而言,《玩笑》除了揭示人类一种特殊境况外,又具有全面反思和清算一个特殊时代的意思。难怪它在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中成为一个爆炸性的声音。 </P>
<P align=left>  不管昆德拉承认与否,我们在《玩笑》中都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许多影子。他也曾有过政治狂热,也曾年纪轻轻就入了党,也曾在学校里担任学生干部,也曾在大学期间因思想言论过激而被开除党籍、不得不退学,也对民间艺术有特殊的感觉。所有这些在小说中都有所反映。 </P>
<P align=left>  昆德拉在写完《玩笑》后,怀着某种侥幸心理,将它交给了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出版社。出版社的编辑虽然答应要尽力让它出版,可心里却直打鼓,并不抱多大希望。因为《玩笑》散发出的批判精神与当时官方的意识形态大相径庭。在此期间,出版社曾同昆德拉商量,让他作一些修改,但被拒绝。宁可不出,也决不改动一个字。这就是昆德拉当时的态度。没有想到,两年后,也就是在1967年,《玩笑》竟然问世了,而且没有受到任何审查。连昆德拉本人都不敢相信。 </P>
<P align=left>  《玩笑》出版后,引起了巨大反响,连出三版,达到几十万册,很快便被抢购一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一直名列畅销书排行榜榜首。评论界将它当做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的重大文化事件,甚至称它唤起了整个民族的觉悟。 </P>
<P align=left>  不久之后,《玩笑》还被拍成了电影。几乎在一夜间,昆德拉成为了捷克最走红的作家。人们认为,小说说出了许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真实。《玩笑》很快便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注意,被译成了法语、英语、日语等几十种语言。只是有些译本不甚理想。其中,英国的版本,竟然任意删去了整整一个章节,并随便调换了章节的顺序。昆德拉怒火中烧,立即写信给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增刊》,表示强烈的不满。昆德拉抗议的结果是,出版商同意再出一个平装本,恢复被删节的章节。 </P>
<P align=left>  1968年8月,也就是《玩笑》出版后不到一年,苏联军队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玩笑》被列为禁书,立即从书店和图书馆消失。在东欧国家,除去波兰和南斯拉夫,它遭遇了同样的命运。 </P>
<P align=left>  如此背景下,西方国家对《玩笑》的兴趣就更容易染上政治色彩。许多西方评论家干脆把《玩笑》当做一部政治小说,而把昆德拉视为纯粹“出于义愤或在暴行的刺激下愤而执笔写作的社会反抗作家”。甚至到了八十年代,在一次昆德拉作品电视讨论会上,仍有人称《玩笑》是对“斯大林主义的有力控诉”。昆德拉当时十分反感,立即插话:“请别用你的斯大林主义来让我难堪了。《玩笑》只是个爱情故事!” </P>
<P align=left>  然而,不管昆德拉承认与否,《玩笑》的政治性还是相当明显的。首先,小说反映的时代充满了政治氛围。人人都得歌颂新社会,歌颂新制度,否则便会被视为同政府和人民唱反调。思想必须保持统一,不许有任何个人主义苗头。其次,在明信片事件中,党委审讯,党小组表态,全体会议举手表决,最后,卢德维克被开除党籍和学籍。显然,这一事件是被当做政治事件处理的。话说回来,如果没有那种强大的政治力量,一个小小的玩笑也不会引发什么后果。 </P>
<P align=left>  在国际上对《玩笑》的一片评论声中,最著名的是法国作家路易·阿拉贡为该小说的法文版所写的前言。他称《玩笑》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小说之一。由于阿拉贡的特殊地位,这篇前言引起了世界性的轰动。 </P>
<P align=left>  然而,对于昆德拉而言,阿拉贡的赞美到最后又成为一种尴尬。原因就在于阿拉贡本人。1968年秋天,昆德拉在巴黎逗留期间,曾去拜访过阿拉贡。当时,这位法国大作家正在接待两个来自莫斯科的客人。他们竭力劝说他继续保持同苏联的关系。阿拉贡对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断然告诉他们,他再也不会踏上俄国的土地了。“即使我本人想去,我的双腿也不会同意的。”阿拉贡说。在场的昆德拉对他极为敬佩。没想到,四年后,阿拉贡就去莫斯科接受了勃列日涅夫颁发的勋章。 </P>
<P align=left>  这仿佛又是一个玩笑。 </P>
<P align=left>  昆德拉与哈韦尔的争论 </P>
<P align=left>  在苏联坦克的包围下,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形势极为复杂。杜布切克从莫斯科回国后,虽然一再保证他将坚持改革路线,但实际上他的领导地位都已成问题。一部分人对捷克前途彻底失去信心,认为杜布切克所说的改革已属空头支票。另一部分人依然在观望,依然对杜布切克的许诺抱有幻想。昆德拉就属于后者。昆德拉在《通讯》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捷克的命运》的文章,表明他对时局的看法。不料,这篇文章引起了捷克文坛另一员干将哈韦尔的强烈不满。于是,在“温和的”昆德拉和“激进的”哈韦尔之间展开了一场著名的争论。 </P>
<P align=left>  其实,由于出身和成长背景完全不同,哈韦尔对昆德拉及其周围的作家早就心存芥蒂。瓦茨拉夫·哈韦尔1936年出生于布拉格一个大资产阶级家庭,从小就过着高人一等的生活,家里有家庭女教师,有厨师、女佣、花匠和司机。正因如此,他感觉在他和同学、老师之间总是隔着一堵无形的墙。在这堵墙的背后,他感到孤独、自卑、失落,甚至恐惧:觉得每个人都有可能反对他。共产党执政后,父母的家产被没收,他本人也常常被当做阶级斗争的对象。他没有资格上中学,只能在工作之余上夜校。尽管十五岁就已写了好几本诗集,受到赛弗尔特、霍朗等大诗人的赏识,却没有哪所大学愿意接纳他。后来,在服兵役期间,由于部队文化生活的需要,哈韦尔终于有了施展艺术才华的机会。他组织剧团,参加演出,编写剧本,走上了戏剧创作之路。 </P>
<P align=left>  哈韦尔在《远途答问》中说,自己从内心里感到和那些“官方”作家有一定的距离。他们从中学直接进入大学学习文学,毕业后又直接进入出版社或杂志社工作。他们的作品很快就得以发表,本人也很快就加入作协,自由自在地出入于作家俱乐部。尽管他们中有些人反对教条主义,但这些人依然有自身的局限性。他们依然抱有幻想。他们依然感激旧的思想体系。在哈韦尔的眼中,昆德拉就是这些人的典型。 </P>
<P align=left>  昆德拉在《捷克的命运》中写道,1886年,捷克文学评论家胡伯特·戈登·绍埃尔曾经发问:在民族复兴上花费那么多工夫值得吗?在欧洲中心建立这么一个小国值得吗?它能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价值?没想到,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1968年戏剧性地回答了这个问题。终于,人们将尝试建立一个没有秘密警察、言论充分自由的社会主义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尝试表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包含着无限巨大的民主可能性。昆德拉批评那些对当时形势持悲观态度的人过于软弱。他说,捷克爱国主义的根本不是狂热,而是批判精神。但如今,这种批判精神却出现了两种形态。一种是批判态度变成了一种习惯,对任何希望都一概加以否定,这是软弱的批评,批评精神仅仅降低为悲观主义的态度。另一种则是真正的批判精神,这一批评精神十分自信,因为它明白它本身就是可以创建未来的力量、价值和权威。 </P>
<P align=left>  哈韦尔立即书写了一篇题为《捷克的命运?》的文章,对昆德拉加以驳斥,字里行间充满了讽刺和火药味道。他写道:“我们大家,也就是整个捷克民族,无疑会感到欣慰,当我们得知我们八月里的行动居然也赢得了米兰·昆德拉这位颇有老于世故之嫌的怀疑主义者的知识分子的承认。原来,他可是向来都只看到我们的消极面的。”哈韦尔指责昆德拉对苏军入侵时捷克人民团结一致的爱国精神大加赞赏是为了迷惑群众,转移视线,使群众的注意力从严酷的现实中转移开来,仅仅陶醉于过去的光荣之中。哈韦尔认为,这实际上是以“回忆往事的消极的爱国主义来代替不那么舒服的积极的爱国主义”。在哈韦尔看来,积极的爱国主义就是公开的行动,就是敢于冒一切风险去干预,去抗争。哈韦尔表示,他完全理解和尊重“前共产党人”由于事情的结果而感到的失落,但他不赞成他们把铁铮铮的事实说成是民族古老的命运。他认为,这样说话是把责任完全推卸给了历史。 </P>
<P align=left>  昆德拉可能没有料到,攻击恰恰来自哈韦尔。作为捷克文坛上的“老大哥”,他一直很欣赏这个“小老弟”的才华,也承认他对捷克戏剧的贡献。昆德拉清楚地记得,当年哈韦尔申请报考艺术学院的时候,自己是入学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还为他说过不少好话哩。此刻,面对这位“小老弟”的挑战,昆德拉自然也不甘示弱。他在驳斥文章中指出,哈韦尔之流是典型的激进主义者,他们好出风头,甚至怀抱一种阴暗的虚荣心理,隐隐期待正义事业的失败。 </P>
<P align=left>  这样的争论自然不会有什么结果,只有让时间来作出最后的判决。让人吃惊的是,没过多久,曾经激情洋溢地鼓励整个民族不要灰心丧气的昆德拉自己却彻底灰心丧气了。这个“布拉格之春”的急先锋变成了另一个人。反差如此之大,不禁让人怀疑他的真诚。许多年后,在他被问及这段特殊经历时,昆德拉如此说道:“当我回想我怎样把代表大会当做一个讲坛发表那篇长长的演讲时,我仿佛觉得回忆的是另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自己不认识自己了。那次大会不久之后,我便意识到,我除了是个小说家外,什么也不是,我不应当插手其他事情,从此,我便永远退到了一旁。”多么苍白无力的辩解。 </P>
<P align=left>  而哈韦尔真地投入了行动,以昆德拉所没有的坚韧不拔的精神。他一次次地组织签名活动,组织抗议活动,递交并散发请愿书,即便坐牢也在所不惜,成为捷克最坚定的持不同政见者。 </P>
<P align=left>  (本版内容摘自《米兰·昆德拉传》,高兴著,新世界出版社2005年出版)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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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13 00:56:44 | 只看该作者
多年前看过米兰·昆德拉的&lt;玩笑&gt;,又新奇又喜欢,呵呵,很大胆的描写!看来还得在读读大师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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