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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心东西塔:邻水家园的岁月坐标
薛一泉
塔,作为向上延伸尺度空间的建筑物,常成为一个地方标志性地景的通用载体。
端详和理解一个标志性建筑物,除了看它的高度、规模(如人之身躯),不能避免地也要看它所具有的气场(如人之血脉、内涵)。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总能听到不断刷新了城市楼层高度的某某建筑物成为“新地标”,很明显,在坊间的津津乐道和口耳相传中,其实已经把“地标”的概念简单化到建筑物纵向空间的尺度衡量了。
站在江滨路上面对江心屿时,我发现自己的眼睛不得不接受岛屿上历史文化地景之外的一些存在物体,比如新填滩涂上的娱乐场,但更多、更抓人眼球的,还是江的另一面(永嘉瓯北镇)高高耸立的巨大楼房,它们联排出现的架势,几近成为江心屿历史遗存的背景墙。或许,那些楼房都曾拥有过“地标”的称号,它们曾几何时早已超过了东西双塔的高度。
这种状况,之前是没有的。以后会不会愈加突出?无法猜测。这里所说的“之前”,指的是江心双塔的始建年代及它后来走过的千年时光:唐宋元明清,一直到20世纪末叶。东西塔始建年代并不十分确切,一直存在“东唐西宋”和“西唐东宋”两种说法。根据高永兴先生的考证,他认为:“西塔应建于唐,东塔应建于宋”。高先生的观点是,“东唐西宋”说的最早记载于清乾隆《温州府志》,后《孤屿志》及民国《温州府志》都沿袭这个观点。而明万历《温州府志》、清光绪《永嘉县志》、北宋《东西塔记》碑刻、明万历《重修江心孤屿东塔记》碑刻、明万历《重修江心屿两塔记》碑刻等的记载,“西唐东宋”的说法是如出一辙,众口一词。因此,高先生推断“清乾隆《温州府志》的相关记载出于笔误亦未可知。”历代文献和碑刻记载的不一致,就像我们进入历史古迹遍布的人文地域,有一种时光交替的错乱感。
我乘渡轮对茫茫江面时,陡生一种有别于陆地的来自水域的飘荡无助感,由此,不由进一步体会到东西双塔在历史上作为航标灯塔的存在意义。详读史料进一步了解到,早在春秋时,分布在我国东南和南方的“百越之族”之间的交通,就已经依赖海上航行来联系,这也使得东瓯海上交通有了一定的发展。到战国时,东瓯已成为我国沿海交通线上的九个重要港口之一。而江心屿上的东西双塔自建立以来至今,在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一直充当着温州港导航标志的角色。更有内行人发现,两塔水平距离也很理想,重叠成一线时,恰巧正指示瓯江上的安全航道,与现代直线导标原理相吻合。我们是否都有过这样的体会,对于行走过的城市,因为对地形的不甚熟悉,事后还是会无法辨清方位和区间的可能,但如果有人提到了城里边的一座古塔(或其他标志性建筑物),顿感眼前一亮,栩栩记忆瞬间苏醒,连同那座城市也蓦然变得可亲起来。那么,对于在江流中飘摇的渔民、商贾、游子、旅人来说(尤其是面对无尽黑暗和无边江面的夜晚),远远地望见岛屿上的灯塔时,又何尝没有一番欣喜感受呢。然而,更为深刻和可以想像的是,双塔不仅存在于江心屿,也存在于“天下温州人”的心中,他们在对故乡的思绪中总会出现塔影绰绰、月光浮动的情境。塔就是一种标志,一种可以让心灵安定的标志;塔又是一种界定,界定着心灵向往的方位。
那天,我从江心屿回到单位,看到同事刚从江心屿收集回来的三块塔砖,厚实而又厚重——源自物体的重量和来自历史的分量的叠加,有着超然物外的沉甸感。有人说,古塔是天上宫阙脱落的一枚钉子,我觉得江心屿的东西双塔则像似水年华的一枚指针,历史家园的岁月坐标。寓目崇高,感叹流逝,凝望双塔,木讷无语,站在塔前,我们感受到,这种面对高天长风、行云流水的巍然屹立,也不失是无声胜有声的姿颜展现。
21世纪是缔造城市的世纪,“城市中国”似乎已成为新世纪最振奋人心的口号。曾有本市媒体向大众调查发问:“作为个性城市,一个温州模式,使温州点燃了自己,照亮了中国的经济。温州的城市地标在哪里?灯塔能否成为温州城市新地标?”此语一出,见仁见智的答案可想而知,但问题的提出所引发的社会大众的共同反应和积极思考,是一个极有意义的行为。伴随着城市建设,应运而生的是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它们渐渐遮掩了都市里的老建筑,可遮掩不住的是古建筑浑然一身的典雅气息。更重要的是,文物保存是城市深度魅力发展的重要基础,而不是都市发展的对立面,这是更需要我们深刻认识和积极践行的!
近年来,随着“晚上温州”作为地方政府实施“山上、海上、晚上”旅游开发精彩宏图的描绘和实施,每当夜幕降临,江心孤屿华灯辉映、流光溢彩,“堪称城市夜晚的经典之作”。这是篇浓墨重彩的大文章,但我们发现,江心屿上的双塔仍显黯淡,如果把此章节再添些华彩,而后,当我们欣喜地看到夜空孤屿灯塔重现时,当然就不只是为又一道夜景的亮丽展现鼓掌喝彩,它更让我们体会到了极具生命观照意义的灯塔——照亮温州人水路道途的来往行程和家门港湾镜水荡漾的脉脉温情!(转自《温州日报》风土版,2010年07月1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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