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松弟按：

      《台湾史学家翁同文和他的学术成就》，《读书务求得真知：忆温籍台湾东吴大学翁同文教授》，已发表多年。看到泰顺朋友在《廊桥村》（温州市廊桥文化学会微信群）上提到翁先生的大名，勾起我多年的思念之情，将这两篇文章重新发表，一表对翁先生的思念之情，二满足廊桥朋友进一步了解的需要。泰顺人才有限，历史人才尤其如此，像翁同文先生这样的国际型历史人才，更是寥寥，值得泰顺人骄傲和代代学习。

     1995年我应邀参加在台北举行的第二届国际宋史学术研讨会，会议主办方中国文化大学邀请了10位大陆学者参加。会议规模不算大，却有两位来自泰顺县的宋史学者，有趣的是这两人年龄在参会者中属于最大和最小。东吴大学历史系的翁同文先生该年80大寿，本人年龄刚刚四十出头，几乎是翁先生年龄的一半。同乡同道的两人，相聚于分隔多年或许是第一次召开的两岸学术会议上，对我们两人而言其激动和高兴的心情实在难以言说。此后我们两人成为忘年交，双方书信往返，翁先生还送了一些自己撰的论文、著作给我。我庆幸有了一位两岸著名的泰顺籍历史学家，收我做他不在籍的学生。然而，1999年3月5日，翁先生驾鹤西归，令我只能将怀念之情，长挂在心。

       第一篇共同署名的祝瑞开先生，是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翁同文先生出国前的好友。1996年春节我给他拜年，兴奋地谈起在台北遇到翁同文先生一事，谁知祝先生说翁先生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任青年教师时与他已是好朋友，并讲了一些有关翁先生的故事。我除了感叹世界之小之外，自然要将翁先生这位好朋友——也是我崇敬的一位历史学家——大名加之文前。本文原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８期，后为台湾东吴大学《翁同文教授逝世纪念集（初编）》全文转载。

      第二篇文章发表在《温州侨乡报》2001年4月24日，为悼念翁先生仙逝而写。1999年3月5日翁先生驾鹤，当时两岸历史学界信息的交流，远不如Email和微信满天飞的今天，故我数月之后才得知。

台湾史学家翁同文和他的学术成就

祝瑞开   吴松弟

    台湾东吴大学教授翁同文先生是一位曾在我国和法国、德国、美国、新加坡的许多著名大学任职，在许多方面有杰出成就的著名史学家。

泰顺县翁山外垟村翁同文故居全貌。

翁同文故居门台

　　翁先生1915年生于浙江泰顺县，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1938年随着学校的西迁和重组，转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1939年大学毕业，留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任教，又曾在云南大学等学校执教。1946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教中国通史。1948年8月自费赴英国留学，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国外生活。

翁先生最初在英国伦敦大学留学，后到法国巴黎。1955年，法国汉学界领袖白乐日发起国际性的“宋史研究计划”，得到政府支持和欧美与日本史学家响应。当年，白乐日以研究员名义聘请翁同文为助理，襄助有关事务，并受命编篡《宋代人物生卒及第年录》。1965年初，“宋史研究计划”结束，翁先生应邀前往波恩任德国鲁尔大学中文系教授。期间，数度在西方汉学界的权威学术刊物《通报》上发表有关中国艺术史的考证论文，产生一定的影响。1966年，前往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任东方语文系教授。1968年改往新加坡，任南洋大学教授，讲授唐宋史。1977年，应邀赴台湾，任东吴大学历史系教授。1986年退休，学校以研究教授名义继续聘用。

　　翁先生在清华和西南联大受教于俞平伯、陈寅恪、雷海宗、钱穆、金岳霖等国学大师，博览群书，打下扎实的中国历史和文学诸方面的基础。留学以后，又长期在国外一流的汉学界身边工作和学习，精通英文和法文，熟悉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并游遍西欧的主要博物馆、画廊和古玩店。因此，不仅具有渊博学识和开阔的眼界，在研究方法上也能博取中外史家之所长，具有独特的分析判断力。在教书之余，勤于著述，研究面极为广阔，具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和成就。其大者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一、中国艺术史特别是绘画史的考订和研究。绘画是我国古代艺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自唐代以来虽有《历代名画记》以下各代专书，但散见资料仍多，许多画家生卒不明，或事迹可疑。在欧洲时，翁先生便对画史考证产生兴趣，先后撰成《画人生卒年考》、《郭畀非郭佑之考》、《所谓唐张萱明皇合乐图当是宋画》等论文多篇，并完成八篇明代画家的传记。有关画史的考证，创见颇多。例如，自明代以来一直认为元代著名画家郭畀字天锡号思退，又字佑之号北山。翁先生凭着种种原始材料，证明郭畀与郭佑之是两个人，一个是画家，一个是收藏家，从而恢复了历史真面貌。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明皇合乐图》，一向作为张萱所画的唐代名画展出。翁先生从画风的区别、画中作为坐具的瓷墩出现的时间，以及收藏印记等方面，论证可能是北宋人仿绘的图画，与张萱无关。唐代最具盛名的书法家怀素的生年及其《千家文》的真伪问题，也作过深入研究。有关艺术史的部分论文，后收入翁著《艺林丛考》（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版）一书，八篇明代画家传记则收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富路特教授编辑的《明代名人传》。

翁同文手迹

　　二、《红楼梦》研究。在德国鲁尔大学时，翁先生开设 《红学导论》课，开始研究 《红楼梦》，发表《补论脂砚斋为曹禺*遗腹子说》一文。到新加坡后，发现胡适《红楼梦考证》一文，虽然主张该书为曹雪芹隐去真事的自叙，但没有发现书中有利于自传说的一对隐语，即童年贾宝玉住在怡红院，曹雪芹增删《红楼梦》时住悼红轩。翁先生于是撰《红楼梦研究与文物鉴别》（载新加坡南洋大学《文物汇刊》第2 号，1976年）一文，认为，“红”在汉语中表示一切与幸福有关的事物，“怡”是“怡悦”，“悼”是悲悼，意义相反。童年贾宝玉住“怡红”之院，晚年曹雪芹住“悼红”之轩，乃曹雪芹说他一生经历“恍如红楼一梦”，梦中“怡红”，梦醒“悼红”，前后境遇迥然不同，正是该书有自传性的的表征。此外，《红楼梦》第一回出现的甄士隐与贾雨村两位角色，乃“真事隐”和“假语存”的谐音，翁先生称其为“甄贾藏西复语”，与“怡悼缀红双词”，合称为《红楼梦》中的“两对超级隐语”，他认为全面深入破解此两对隐语乃是“红学”的基本工程。

　　三、天地会起源。天地会是我国清代以来具有深远影响的秘密社会组织，有关研究论著颇多。不过，天地会究竟起于何时何地，由谁创立，因何原因创立，至今聚讼纷纷，并无信史。翁先生1975年发表《康熙甲寅“以万为姓”集团余党建立天地会考》（载新加坡南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论文》第三号）一文，依据广西贵县发现的天地会文件所载关于“清兵火烧少林寺”的传说，认为：在天地会以“洪”为姓以前，曾有过以“万”为姓时期。吴三桂起兵以后，已经降清的河南总兵蔡禄率部谋叛，为清军围捕遇难，余部脱逃回闽，与反清的万五重聚，结天地会。所谓少林寺僧兵退敌立功，清帝负义遣兵焚寺即是影射蔡禄的经历，而万五便是少林寺僧达宗，达宗和尚是天地会文件中明确记载的创始人。此后，翁先生又相继发表《今存天地会“创会缘起”抄本的源流系统》（载台湾《东吴文史学报》第五期,1986年）等论文，进一步论述自己的见解。翁先生的研究在我国大陆和日本学术界产生较大的影响，被认为是“独辟蹊径的创举”；与其他几位台湾学者的研究成果一起，标志着“在天地会起源问题上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见周育民《中国会党史研究的回顾》，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

　　四、印刷术起源。 印刷术、造纸和火药、指南针合称为我国四大发明，具有世界意义， 但很少有人指出造纸和印刷术存有因果关系。翁先生自1986年起发表《溯源于殖蚕产丝术的三种连锁性发明》（载《东吴文史学报》第六期,1988年）等四篇论文，对印刷术起源进行了精细的考证，并分析了养蚕、造纸、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等四项重大发明的因果关系。他指出：我国最早的纸用丝作原料，其发明当在汉初或武帝时，受到养蚕产丝漂絮过程中产生的粘于沾*上的薄膜状物的启发，故“纸”字部首为“系”。因价格昂贵，到武帝时改用麻类植物的纤维造纸，以后蔡伦代之以更贱的原料。到两晋时，纸使用普及。此后，一向印于“封泥”之上的印章改印在纸上，官方文书两纸相接的骑缝处往往也需盖上骑缝章。印章的刻字既有阴文，也有阳文。同时，又有文人用纸来摹拓碑文上的铭文。这两种技术便为雕版印刷的发明作了准备。唐初由于大量复制佛教宣传品的需要，开始发展雕版印刷技术，至迟到中唐文宗时期（827-840年）已有商人印卖日历和药方。北宋时，雕版印刷术得到大发展。因一块雕版印完一书后无法再用，印新书需要重新开雕，既浪费材料又不能满足印刷业发展的需要，杭州雕工毕升便发明活字版印刷术。从新石器时代产生殖蚕产丝术，到北宋产生活字印刷，经历三千年之久，一环扣一环，缺一不可，首要的是殖蚕产丝术。世界其他文明古国之所以没有类似发明，原因就在于没有殖蚕产丝之术。就此而言，欧洲国家受中国文明之惠，于无意中节省二千余年时间。翁先生的这项研究受到台湾、韩国学者的赞赏，称其“能将人所共知中国四大发明予以联贯而阐述之，诚属论前人所未论，发前人所未发。”（台湾学者孙方铎语）

翁同文部分著作

         除了上述方面，翁先生在唐宋史、古文献考证、椅子起源研究等方面也均有造诣。由于对西方文明和历史哲学的兴趣以及长期在西方生活的经验，翁先生对中西文明的异同颇有思考，近年来开始转向这方面的研究。他说自己往年不同题材的专题论文都属微观史学，而中西文明比较属宏观史学，“若今后仍能再活数年，自信必能将已经酝酿成熟之宏观史学写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