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记载，泰顺佛教由福建福鼎县太姥山灵狮洞传入。境内晋时有罗阳三峰寺，唐有东安崇化寺、仙居三滩灵峰寺、百丈南峰寺、司前交塔寿寺，宋朝有卢梨崇教寺、雅阳下村宝林寺、秀溪祥善庵、章成洋望华严寺、凤洋泗头印山寺、莒江下村灵芝寺等，建于明清的寺院则有仙岩庵、鹤巢山交龙护寺、筱村香林寺、司前观音阁等。据各寺寺谱载，明末清初，全县佛教皈依者约千人以上。民国时期，在家学佛居山而有名望者有130余人。其中有许笃仁、胡若谷、林心佛等，著名的佛师有太初法师（日本僧人，圆寂于泰顺）、大休法师、深日法师、可印大师、融明法师、八指头陀。泰顺境内历朝寺院有的保存至今，有的已经尘封在历史的记忆中。
    “唐时海内盖无合祀之堂，往往舍田立寺，藉佛教以敦荐其祖先，至宋时例有祠堂之设。”（泰顺《新山包氏宗谱》）至明代，始准许庶人立始迁祖庙，一般建于宗族聚居的近地．岁时由族长率领族人共同祭祀。祠堂在清代时已很普遍，凡家族聚居处兼建有祠祭祖。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园林化也逐渐成为中国寺观造型的最重要特色之一，僧侣的山水情结浓重地表现在了崇祀建筑中。我们置身于大大小小的寺观里，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宗教建筑的山水之胜。泗溪林氏始祖林建入居后池后，即寻地至东安梅峰山，见这一带地形怪异，洞岭巍峨，形若莲花，地胜境幽，莫穷其状。于后唐清泰乙未秋季捐基施田建立祠庙，祠庙建成后命道人守真住持，以为祭祀祖先之所。
    到了宋政和元年，林氏六世孙杞表奏奉旨赐“额崇化”，并增苗田二百五十三亩。自佛教传入中国后，一度僧尼拥有特权，可以不向朝延交付租税，所以寺院一直成为百姓“规免租役”的渊薮，寺院经济因而获得大量的土地、劳力来源。南北朝时寺院经济的高度繁盛，正是与其稳固的免赋免役特权密切相关的。但是自宋代以降，寺院的经济特权就弱小得多了，僧尼须纳助役钱、免丁钱。林杞请额立寺后，寺院规模有所扩大，为赠加寺产，又将东安半岭、陈洋桑木洋、莲头东岙等处的田亩山场舍入，永作寺产。
    宋绍兴十四年冬天，东安寺毁于火灾。四年后族人发起重建，“栋宇既新，钟鼓复振”。自宋以后，历代以来，东安寺兼有修建。一直到今天，寺院的香火还非常旺盛，成为一方乡民叩首祈拜的佛教胜地。只是当年妥身于此的林氏先祖们不知魂归何处？自从庶民可以建祠祭祖后，泗溪一带的林氏已建成多处祠堂以告先灵。他们是安身于祠内的中龛中呢，还是和东安寺内的佛祖们共居一堂？
    庵的本来意义是“小草舍”，一般为古代隐遁修行者所居，比较简陋。旧时文人多好称自己的书斋为“庵”，如宋代陆游的“老学庵”。元代倪瓒的“净名庵”，明代毛晋的"一滴庵”，清代查为仁的“花影庵”等。后来，人们也称僧侣的修习、奉佛的净地为“庵”。《释氏要览》里就说：“西天僧俗，修行多居庵”。起初的“庵”，作为出家人聚集的小寺庙，和尚、尼姑均可住。泗溪境内上洋、半路、三门洋等地兼有庵堂。部分庵堂随着规模的扩大，改建为寺院。
    泗溪芳坑庵始建于明永乐年间，历代有多次修建，后不知于哪朝易名为“宝琳寺”。寺内原有寺谱，现存的寺谱修于前几年，内容是摘抄旧谱的，可能是因为旧谱也已非常残破，很多地方的记载都已不全。据现有资料记载，芳坑庵始建时的规模是“一堂三间七架”。明崇祯四年重造四围大殿，庄塑佛像共一百一十五尊。
    因此地山水胜嘉，明崇祯年间在泰顺任知县的江西奉新人王介庆夜宿芳坑庵后曾赋诗《宿芳坑庵》云：“林梢初日弄阴晴，露湿溪花笑欲迎。涧暗只闻泉滴沥，山青剩见鹭分明。远峰忽转还如绕，险径徐行亦是平。莫为诗成无与和，凤凰也解作吟声。”
    远离尘嚣，遁入山林的僧侣们有一个特点——热爱自然。寺庵等佛教建筑兼立于景色不凡之处，盖因远离市井的胜地有利于僧侣摆脱尘网的束缚与羁绊，以便集中精神去修道证禅。大自然所具有的那种永恒、自在、单纯、素朴的性质对于僧侣实现宗教的了悟十分有利，也可以说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达到禅佛境界的条件。

    附：《芳本庵清规》（摘录）
    一、执事烧香者，早晚漱口、净手，先至各殿烧香，必须以日继夜点灯，必要以夜至晓，慎勿怠慢
    二、本庵早击鼓敲钟，自有完制，违时不许乱打
    三、庵宇胜地如官府来往，主持者必当致敬迎送，殷勤奉茶
    四、佛庵胜景时有善男信女进香游玩，知客奉茶迎送，以礼招待
    五、遵县示，本庵不许安设外方生面、不明歹人及游食光棍
    六、檀越施主所舍香灯田土合与天地同休，不许私相侵卖